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大黄鱼海水养殖总产量达到 16.55 万吨，与 2015 年相比增幅高达11.36%。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养殖产量分别占总量的88.53%、5.93%、5.54%，如表1所示。表1给出了2008年至2016年大黄鱼主要养殖地区产量变化情况。
福建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大多分布在在福建的宁德、福州的沿海地区，即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霞浦县、罗源县、连江县、福安市和福鼎市。宁德是中国最大的大黄鱼生产、出口基地，年出口达到2万吨左右。2016年宁德地区大黄鱼养殖量11.8万吨，占到全国大黄鱼养殖规模的71.3%(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及宁德市渔业协会)。
广东湛江为大黄鱼主产区，其中又以湛江的硇洲岛、徐闻县东部沿海—琼州海峡北岸为主要产区。
目前浙江省大黄鱼养殖大多分布在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象山港和象山高塘、石浦等象山南部海域，并在南韭山等海域建立了围网和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养殖种群为岱衢族大黄鱼。此外，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瓯海区，舟山市嵊泗、岱山，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黄岩区也有部分大黄鱼养殖。
大黄鱼养殖模式中常见的有网箱养殖、池塘养殖、工厂化养殖等，目前最为普遍的是网箱养殖。常见的网箱规格有 3 米×3 米、4 米×4 米、5米×5米等，养殖户一般会用4米×4米规格的网箱，深度在5～8米。木头框架、网衣、浮子及拉索的价格构成了网箱的成本，每个部分材质与品质的选择都会影响到网箱的建造成本。最普遍的4 米×4 米规格网箱，单个制造成本在 2000～3500元。网箱的规格和网目大小随着大黄鱼体长的变化而调整，再加上网衣损耗，每年会相应产生维修与翻新费用。
网箱养殖模式中有几大主要的因素，即海域选择、制造工艺、设置方式、放养密度等。其中，放养密度这一因素至关重要，大黄鱼的放养密度根据网箱内水流畅通情况及规格来决定，适宜的放养密度可提升产量和效益。大黄鱼网箱养殖放养密度太低会导致残余饵料量增加，既增加了成本，又影响了大黄鱼的生长环境；而密度过高会导致部分大黄鱼摄食不足，影响生长。
实现深海网箱养殖可以在相对较深海域(一般深度大于20米)使用深海专用网箱养殖大黄鱼，还原大黄鱼自然生活环境，最大化实现“野生”。由于在浙江、福建等地区，大黄鱼养殖区域一般集中在近海，随着养殖密度的提高，近海环境压力愈来愈大，发展深海养殖任重道远。
浙江省宁波市已开启深海养殖大黄鱼模式，并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同时成立相关企业为深海养殖大黄鱼提供深海设备上的支持。若在深海处可以养殖大黄鱼，将使大黄鱼的品质及养殖业态产生质的飞跃。
大黄鱼每年有两次投苗时间，一次在春季，另一次在秋季。养殖户投放春苗时间一般在2－5月，投放秋苗在9－11月。大部分养殖户通常只投放一次春苗，其余投放两次苗种。苗种购买量在90万～300万尾不等，仅投一次苗种的养殖户在春季投放所有苗种，投放两次苗种的养殖户一般在春季投入较多苗种，秋季投苗量相对较少。苗种价格普遍在0.1～0.15元/尾波动，在调查的养殖户中，存活率在40%～50%的占52%，存活率在30%及以下的占23%，存活率大于70%的占15%。
大黄鱼食用的饲料一般以冰鲜鱼和配合饲料为主。冰鲜鱼经加工后投喂，一般用绞肉机将冰鲜鱼切成适口大小的块状，或是将其绞成肉糜并搅拌增加黏性，用手挤压成大小不同的块状投入网箱中。配合饲料富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多为粉质颗粒状形态，可直接投喂。
冰鲜鱼类动物性饵料蛋白质含量高，养殖户较偏好该种鲜活饵料，但冰鲜鱼饲料提供的营养结构较为单一，且目前市场上的冰鲜鱼饲料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是病死的鱼，携带大量致病菌，大黄鱼摄食后容易得病，尤其是夏季，未被摄食的冰鲜鱼饲料会在高温下变质腐烂，进一步污染水体，增加大黄鱼患病概率。养殖户在高温期间普遍会选择使用配合饲料，配合饲料因经过一系列营养元素的调配，相比冰鲜鱼营养更全面，沉入水底腐烂后造成的污染要比冰鲜鱼小得多，且容易被分解，但大部分养殖户反映，喂食配合饲料的大黄鱼相较于喂食冰鲜鱼的大黄鱼生长速度更慢，长势也不佳。
调查地区的冰鲜鱼饲料价格在 2.4～4 元/千克，禁渔期价格较开海期要高。配合饲料市场呈垄 断 竞 争 的 市 场 结 构 ， 价 格 一 般 在 9000～13000 元/吨。为了鼓励养殖户更多采用配合饲料，浙江省对使用配合饲料的养殖户进行补贴，但具体补贴的方法和补贴总额没有统一标准，各地差异比较大。而目前大黄鱼养殖产量最高的福建省宁德地区还没有执行饲料补贴制度。
经调查获悉，隶属于细菌病类的白点病以及病毒性病类的白鳃病最常见，其次为黄疸病、肠炎等。鱼病的高发阶段时处夏季高温时期，多为6－9月。养殖户反映当下仍无有效鱼药治疗白点病与白鳃病，这两种鱼病为养殖过程中亟待攻克的一大瓶颈。
病害的发生及病理性的恶化严重地影响了养殖户的盈亏，甚至会威胁到大黄鱼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病害问题亟待解决，鱼药成了养殖户的一大选择。养殖过程中，几乎所有养殖户都会使用鱼药，其中多数养殖户使用鱼药以治疗为主，预防目的次之。养殖户在发现病害时会及时投药，少数养殖户在夏季到来之前投放鱼药以预防鱼病的发生。养殖户使用的鱼药品牌并无固定，多为从水产药品商店购买，市面上普遍的鱼药成分都较为相似。
养殖户通过你自己的养殖规模划分相应海水面积，支付租金获得使用权。9 米2 (3 米×3 米)至
16 米2 (4 米 × 4 米) 每 年 的 使 用 租 金 为 120～150元，通常每年或是3年支付一次租金，少数养殖户选择一次性支付完租期内的租金。个别养殖户权衡租期内租金成本与一次性购买费用后选择买下水面使用权。
由于渔业养殖的特殊性，养殖户通常都会居住在漂浮于海面的自建木制房屋。经计算，房屋每平方米的建造费用为1200～2000元。由于在海面上无法直接获取淡水，养殖户均会到近海湾开设 的 副 食 品 商 店 购 买 生 活 用 水 ， 价 格 约 为0.033 元/升 ， 每 年 购 买 淡 水 的 花 销 在 1000～2000元，也有部分养殖户会从沿海高山上引流获取淡水以节省该部分花费。生活用电方面，大部分养殖户每年生活用电费在2000元左右，也有少数养殖户购置太阳能板供电。
大黄鱼养殖成本涉及鱼苗购买、网箱置办、饲料和鱼药费用、雇佣工人工资、维修费等几大费用，行业风险大，自有资金有限，当遇到周转困难和突发状况时难免涉及贷款。在接受调查的养殖户中，仅有一人无任何贷款；68%的养殖户向个人借贷，月利率在1.2%～1.8%；16%的养殖户向信用社借贷；16%的养殖户向农业银行借贷。福建宁德市的大黄鱼养殖户反映，在借贷款方面存在着额度小(限制条件高)、手续复杂等现象；在浙江，大黄鱼养殖户通常向商业银行借贷，互相担保以获得贷款，相对能贷到更多资金。
大黄鱼养殖这类的水产行业，一直以来都是“靠天吃饭、靠水吃饭”，且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因灾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从抵御养殖风险的角度来看，渔业保险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金融手段，推行渔业保险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养殖户获得风险保障和再生产能力，维持市场供应。然而，自我国渔业保险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高风险和高赔付率特点，使诸多商业保险公司陆续淡出渔业市场。而渔业互保协会在长期与渔民接触中沉淀出了良好口碑，在渔民群体中具有保险公司难以企及的地位优势。
福建宁德地区受调查养殖户中仅有1人购买了渔业保险，保费每年14万元左右，其中自费10万元、政府提供补贴4万元(福建政府提供30%的补贴，浙江省为40%)，其余都未购买渔业保险。养殖户纷纷反映对渔业保险不了解，以及提出对于渔业保险效用的不确定，定损、赔偿服务方面的质疑，并且对于养殖成本本就非常高、背负贷款和利息的养殖户而言承担不了高额的保费。
养殖户的固定雇佣劳动力在2～8人，每人每月工资在4000～6000元。3成的养殖户会雇佣临时性员工，人数在4～8人，雇佣时间以天计算，工资水平较为平稳，每人每天300元左右。养殖户表示，常常在劳动力需求季度雇不到工人，给予工人的工资正在逐年上升，并且固定雇佣工年龄普遍为40岁以上且有养殖经验，青壮年少，临时性雇工在养殖相关知识上较匮乏。在宁德地区，雇佣工大多来自外省市，例如湖北及云贵川地区等。
我国出口的大黄鱼产品类型有冰冻、冰鲜、腌渍等，最主要的贸易产品类型为冰冻大黄鱼。近5年我国冰冻与冷鲜大黄鱼出口产量如表2所示，冰冻大黄鱼的出口量要远高于冷鲜大黄鱼；冰冻大黄鱼的出口量在近五年中经历下降并小幅回升的变化；冷鲜大黄鱼的出口量则经小幅上升后回落。
由表2及有关数据可知，养殖大黄鱼大多以冰冻形式出口，出口市场主要有韩国、我国香港地区、美国、泰国、菲律宾等，详见表3。冷鲜大黄鱼出口量相对较少，主要出口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美国等，详见表4。
我国出口的养殖大黄鱼大多数来源于宁德地区，宁德是中国最大的海水网箱养殖基地，也是最大的大黄鱼生产、出口基地，全国养殖大黄鱼多数从宁德中转销售。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都是大黄鱼的转口市场，出口的大黄鱼产品从单一的冰鲜加工、冰冻到深加工、切片、切段等多种方式。
韩国是最大的中国冷冻黄鱼类产品的进口国家，由表3统计数据可见，2016年我国向韩国出口14165.56吨冰冻大黄鱼，与美国相比高出近1万吨。我国初期的养殖大黄鱼以冰鲜形式出口韩国，但随各项规定的日趋完善和韩方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目前绝大多数出口到韩国的养殖大黄鱼是正规加工厂生产的冰冻大黄鱼。产品必须获国内的生产许可，同时有卫生注册以及HACCP认证，并且在韩国有检验建议的备案才能出口。此外，随着全球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众多进口国家亦设立了严格的检疫标准，以上检测步骤在保证了产品安全的同时，使得检验测试周期也相应增加，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来贸易的阻力。
我国进口的大黄鱼类型以冰冻和冷鲜为主，由表5可看出，我国以进口冰冻大黄鱼为主，在近5年中，冰冻大黄鱼的进口产量显而易见地下降，而冷鲜大黄鱼的进口产量经过一年的停滞后有上升的趋势，且冷鲜大黄鱼的进口数量囿于储存与远途运输条件原因，与冰冻品相比非常少。
由表6统计数据可知，我国冰冻大黄鱼的进口国主要为一些东南亚国家，而冷鲜类大黄鱼进口国仅有韩国，数量为26.86吨、金额为9.63万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且进口数量也较少。我国本是大黄鱼养殖大国，且所进口的大黄鱼中亦有部分是用于来料加工再出口，进口数量要远低于出口数量。
大黄鱼养殖成本构成可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饲料支出、苗种支出、鱼药支出等构成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包括固定员工工资、固定资产折旧、设备支出、设备维修费、利息支出等。经统计计算可得宁德地区网箱养殖大黄鱼相关成本，如表7、表8和表9所示。
从总成本角度而言，占比最高的为饲料支出，由于养殖过程中饲料投入量大，且饲料平均单价达22元/千克，导致该部分成本也成为变动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一项，与第二高的固定员工工资占比相差近72%。在养殖过程中，虽然大多数养殖户以家庭形式投入养殖活动，但在收获季节面临巨大的渔获捕捞量仍需要雇佣人员，因而固定员工工资在单位固定成本中占比最高。苗种支出与折旧费用次之，鱼药、水电煤、临时员工等成本项在总成本中占比相对较低。
由计算所得成本与平均售价可获大黄鱼单位利润，表8中显示，网箱养殖大黄鱼单位净利润仅1.7元，且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变动成本占总成本比例比较高，这主要是由于高昂的饲料成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做调整，但是饲料却是养殖业中不可轻易减少数量的要素，因而要降低变动成本较为困难。
从表9可知，该地区大黄鱼养殖经营安全性属较安全范围。虽然利润相比来说较低，但是销售产量可观，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补了低利润的缺陷，并且保证了养殖活动在安全的盈亏范围内作业。
当下的鱼药产品价格昂贵且药效差，主要体现在鱼药种类同质化现象严重，大黄鱼患病后投药疗效甚微，使得养殖户在鱼药上的花销石沉大海，增加了一笔近乎无效用的成本。并且鱼药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①养殖户反映，鱼药经销商为招揽或留住客户可能会采用“优-次-优”交替售卖品质差与品质好的鱼药这一策略，即降低有效成分含量博取利益；②市面上仍有过期鱼药流通，这些鱼药能顺利通过药物的抽检，符合药物成分的规范，但是所含成分，例如菌类、活性物质早已失活，作为购买者的养殖户或养殖企业使用于鱼病治疗毫无用处；③不合格鱼药更换包装后在市场中循环，鱼药经检测有不合格成分后被退回原生产厂商，原厂家更换包装后再次销往市场，不合格产品在市场中循环往复地售卖，养殖户使用不合格产品治疗鱼病不但不能改善病症，反而会加重大黄鱼的病症，同时，服用该种不合格药物的大黄鱼食用安全性令人担忧。
近海港湾水体交换能力差，近年小网箱数量猛增，大黄鱼整体的养殖密度上升，随着投食量的增加，残留饵料也会增加，对水体造成污染，共享一大片海域的养殖户们并不会主动降低养殖密度。此外，生活在渔排上的渔民将粪便、生活垃圾排向海中，严重影响了港湾的环境，为大黄鱼病害的暴发提供了不可以小看的因素，同时加大了养殖风险，生活在对环境造成污染中的大黄鱼品质也会受到影响。
在养殖过程中，鱼病的诊治基本凭借养殖户自身的经验，因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养殖户其大黄鱼存活率更高。此外，部分养殖户依赖使用鱼药来预防病害，但其效果不尽如人意还会对健康的鱼造成影响，在该方面养殖户需要更专业的指导。由于夏季为大黄鱼白点病、白鳃病的高发季节，养殖户投放鱼药无疗效，只能将患病的鱼打捞放进空麻袋中，转移至另一片海域，或是将患病的鱼低价出售。每逢白点病与白鳃病猖獗，养殖户束手无策，只能默认这笔巨大的损失。国内对鱼病预防方面的研究仍比较滞后，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比较低，在疫苗应用上有所短缺，若能在病害发生前及时预防，每年由于病害造成的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在借贷方面，大黄鱼养殖户及一些小企业的借贷额度小、利息高，导致小规模的养殖者承担着巨大养殖风险，同时每年还需缴纳高额的利息费用，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养殖规模的扩大、新设备的购置或是鱼病的检测与预防，只能困在“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中，因此国内较大规模养殖企业不多；另外，政府给予中小养殖企业的补贴与技术上的支持较少，可能会形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中小养殖企业与大企业差距变大的局面。
国内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使得别国对“中国鱼”的信任度降低，对产品检查很严格，出口检验测试标准严且多，若出现检测不合格，将对我国大黄鱼产业造成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近期，宁德三都澳向韩国出大黄鱼，出口量达2.5吨，该批活鱼到达韩国统营后经过15天的严密监测检疫，韩国官方才准予其进入韩国市场。大黄鱼鳞片脆弱，运送过程中体表易损造成缺陷，技术上难度大；再加上韩国对进口大黄鱼在疫情防控和药残监测方面要求多，检疫周期长，影响大黄鱼的鲜活度；此外，韩国实施“国产活鱼原产地标志制”，使消费的人形成国产优于进口的理念，对我国大黄鱼的出口产生了较大阻力。[吉山花瑶钟建荣]
首先，渔业保险在养殖户中的推广力度不够，养殖户对于渔业保险没有清晰和理性的认知；其次，养殖户声称购买渔业保险后，出现了保险范围内的情况，保险公司因赔偿数额巨大进行推脱处理，养殖户未获得应有赔偿；最后，养殖户遭受自然灾害定损的标准化和程度尚不明确。
国内鱼药的药效差强人意，新型鱼药的研究仍需要提升整体创新发展能力，扩大研发与制药企业规模，增加科技投入，形成集创新研发、规模化生产、销售于一身的公司或企业，对公司或企业个体设立鱼药标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整个鱼药行业的创新性发展。因此，政府可向该产业提供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为科研院所与企业牵线搭桥。同时，在鱼药研发上，应遵循安全健康这一理念，做到病鱼吃了痊愈，健康鱼吃了无碍。
相关督察部门在对鱼药进行仔细的检测的同时，也需要对经销商做监督，设立售卖鱼药的合法资格证，驱逐鱼目混珠的非法销售商；定期抽检鱼药，实行不合格、过期鱼药的回收销毁制度，防止这类鱼药在市场中以低价形式流通，造成逆向选择。
为进一步提升大黄鱼出口前在国内的检测效率，可设立多个检测部门都认可的检验测试标准，减少重复检测相同指标带来的效率低下、多个部门检测在时间上的冲突。因此在国内可委托权威较高的部门设立检查认证，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水产品质，同时完善现有的水产品品质衡量准则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逐步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接轨，甚至超前建立自己的标准，实现一张报告满足多方要求。
渔业养殖系风险大、靠天吃饭的行业，对养殖户和养殖企业可适当提高贷款额度，降低利率，实现多种贷款和还款方式，降低养殖户金钱上的压力；同时政府部门可对渔业贷款给予一定补贴。
现大黄鱼养殖集中在近海地区，近海养殖密度过高，污染严重，影响大黄鱼的生长，大黄鱼的养殖必须向外面拓展。近海湾可开发旅游业，例如渔家乐，包含渔排住宿体验、海上特色饮食、体验捕鱼乐趣等，但旅游业的入驻仍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淡水的获取、电力供应、卫生设施、垃圾处理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在此方面能给予支持，开展海上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设。在近海引进第三产业的同时可为渔民带来更高的收入，适当减少养殖风险带来的压力，也为当地提供更多劳动岗位，增加就业。
大黄鱼养殖要向外拓展就涉及解决抗风浪、减少水流阻力的问题。根据国内的海况特点，需要在深水网箱的结构、焊接工艺上进行改进、创新，研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深水网箱。深水网箱养殖大黄鱼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既拓展了大黄鱼的养殖区域，又真正还原了其野生性。
大部分受调查的大黄鱼养殖户都未加入渔业合作社或协会，并表示不了解加入合作社与协会所能带来的优势，同时在该地区并未成立合作社。协会方面，宁德市出口协会积极了解国外渔业的发展状况、出口标准的变动等，并向养殖户进行科普。在保持这一良好服务提供的基础上，协会可向养殖户提供科学的用药指导和更完善的快速检测服务，同时通过推广与宣传加强养殖户的食品安全意识，与养殖户共同创建优质的大黄鱼品牌形象，开拓更大的市场。
渔业保险体制发展需要多方面协同推进，包括相关法制体系建设、政府政策性扶持、保险组织及养殖户热情参加，因此我国渔业保险发展可以从法律、政策、经营三个方面着手：①健全法制法规，在坚持政府参与、自愿投保原则基础上，加强渔业雇主及第三方责任险的强制性，同时地方政府可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出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法律条款；②政府政策支持，渔业政策保险可从构建国家、省级和地级的三级补贴方式入手，通过科学化管理保费补贴，提升政策保险实施效果，同时，由于渔业保险的特殊性，政府也可适当增加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对渔业保险组织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提升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③经营方式创新，通过多渠道融资方式增加渔业保险经营者数量，将巨大的渔业经营风险进行碎片化转移，降低单一主体的灾害责任压力。其次是渔业互保协会与保险公司合作配合模式，渔业互保协会可重点进行渔业保险一线管理，包括渔民投保、灾后核损等，而保险公司则致力于险种开发与保单管理，两者进行配合不但可以提升灾后救援效率，同时更有助于我国渔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