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沪产貂皮鼎鼎有名，在海外市场被争相抢购。当时，上海最大的养貂基地，就在公认的农业大乡——南汇泥城。1989年顶峰时，泥城一度饲养了万头水貂，所产的对虾、蘑菇、甜瓜、青扁豆等也备受市民欢迎，经济效益很好。
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养貂业走向衰落。大家意识到，泥城的发展不能只靠传统的农副业和零星的乡镇工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但即使最乐观的人也没想到，今天，前沿产业会成为泥城经济的绝对主力，外资、现代新型服务业也开始涌入，而农业在全镇生产总值的占比竟然降到了0.3％。
取代水貂和扁豆的，是新能源汽车和芯片。泥城如今被称为“特斯拉小镇”，围绕两家整车厂打造了汽车产业生态圈。市集成电路特色产业园“东方芯港”发展最成熟的一区落在泥城，汇集了积塔、新昇等一批半导体企业。今年上半年，泥城镇规上工业产值达272亿元，同比增长24.44％，已成为上海前沿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如此大跨度的跃迁，何以实现？2003年临港新城开发建设、2019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2021年浦东“引领区”建设大幕全面拉开，一项市级战略、两项国家战略先后加持，有人说，站在这个风口，似乎换谁都能“起飞”。
不过，想要“飞”得更高、更久、更远，仍要下不少工夫。记者调研发现，泥城镇不仅配合国家战略做好服务，还在基层政府权限范围内应势而谋、主动作为，形成了一些具有样板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经验做法。
临港开发之前，泥城的乡镇工业已小有名气，能承受压力的容器、船舶、五金等行业欣欣向荣，人民村被誉为“东南第一村”。但以发展的眼光看，零散的企业没办法形成规模效应、没有核心创新技术，无法长久提供动能。
当上汽整车厂项目入驻，泥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为保证土地供应，泥城首次进行大规模动迁。其后，一批汽车零部件企业跟随上汽的脚步来到泥城，更多本地小工厂关停迁离，更多居民搬进镇里。
泥城镇规建办主任张燕华回忆，第一波动迁潮过去，乡镇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泥城的经济总量呈现“几何式的增长”。城镇化进度加快，村民们集体“上楼”，不再以农业为生，大量劳动力被释放。
在风口，就要顺风走。可以说，泥城很早就尝到了“链主”企业带动效应的“甜头”；本地人也早早完成了生活和就业观念的转变——这为日后顺利承接临港新片区成立后新一轮的产业导入打下了基础。
超级工厂落地后，泥城汽车产业又上了一个台阶。去年全国生产的新能源车中，每7辆就有1辆是“泥城制造”。泥城也果断调整产业布局，以汽车及零部件配套为主要定位，开展“链式招商”，目前共集聚了相关企业29家。
“和上一轮汽车产业招商不同，围绕临港新片区更高的定位，这轮招商更侧重产业链高端、创新环节，包括三电系统、算力算法、氢能等领域。”泥城镇经发办主任黄烨玮说。
对国家战略的准确理解，让泥城在风口更好地借势。现在，泥城的汽车产业链上游不再只有内外饰、常规部件企业。得益于此，上海工厂实现了超过95%的零部件国产化率，泥城也拥有了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的成熟生态，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增长空间和可能。
基于同样的思路，新片区成立后，泥城推动产业向“2.5产”升级，紧挨产业区打造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创新创业带，培育研发、销售等功能，现已有几家企业准备上市。有证券公司嗅见商机，甚至主动跑来泥城注册，希望为这些“潜力股”提供服务。
不少本地人得知消息后感慨：“泥城现在还有写字楼和公司了！”金融机构的主动靠拢，侧面证明泥城产业体系正迈向高端化和集中化，也填上了泥城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一块空缺，使产业生态更完整。
近年来，泥城镇配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各开发主体，顺利完成征收动迁、净地腾地等任务，加快了产业项目的导入速度。泥城镇镇长朱敏表示，几轮大规模出让后，镇里为新项目腾出不少空间，镇属工业园区还有近800亩产业用地待开发。
但剩下的多是产证繁多的复杂地块，动迁成本过高，空间紧张的问题日渐凸显。朱敏说：“如果不提前布局，等过几年土地供应跟不上，泥城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风口的风再大，没有承载空间，也带不动发展增量。随着产业体系明晰、集中度提升，泥城已针对性地启动腾笼换鸟工作，劝离、清退了一批不符合导向的企业，围绕闲置厂房开展招商。镇属红宝石园区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为中汽联（临港）全世界创新中心，招引19家配套企业。原先的百岁物流低效用地，通过引进延锋国际座椅公司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今年预计产税1.5亿元。
然而，仍有许多早年间拿了地或签了长租约的企业不愿意搬离，有些企业宁愿“捂”着土地做低端产业。但也不乏自我转型意愿的企业，希望能够通过技改等手段，跟上临港新片区的新要求，继续在本地发展。
对于后者，泥城镇配合企业意愿，主动对接专业机构制定方案，同时积极帮企业申请临港新片区的有关政策补贴。
“这大幅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很多家都已经拿出了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方案。譬如有一家机械企业告诉我们，想转型做航空零部件，也有相应的技术储备。”黄烨玮说，“但小企业转型风险太大，许多企业主担心技改后新产品打不开市场，最后亏损甚至倒闭。他们提出，如果政府能牵头对接供需双方，提供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托底保障，企业就更敢于转型。”
朱敏透露，泥城正考虑推出可操作性强的统筹一揽子方案，形成一套政策组合拳，提升企业自我转型积极性。“受大环境影响，不少非公有制企业这两年压力很大，都在谋求出路，因此也很愿意配合政府的方案。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帮助这些乡镇本土企业成功转型发展，服务于临港新片区七大前沿产业，为泥城的产业生态增添活力氛围。”
“双区叠加”的国家战略支持下，泥城获得自上而下的大幅度资源倾斜。镇经济职能部门的干部们近来却感受到一种新趋势：各地都越来越“卷”，泥城政策高地的优势没有以往那么明显了。
因此，泥城更聚焦于构筑良好的产业生态和氛围，以期形成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镇产业布局经过精心规划，既要扩大企业“朋友圈”，还要孕育创新“核爆点”，带动产业链向更全更高升级。
另一方面，虽然各地都不停地推出惠企政策，有些直接补贴、奖励政策甚至有可能赶超了临港新片区，但新片区在“五自由一便利”领域的创新制度仍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朱敏发现，在金融服务、外汇结算、数据流通等领域的支持，才是大体量、高能级的企业真正看重的，这也是“双区叠加”支持下泥城最大的优势。“作为基层政府，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与企业的政策对接工作，让新片区的政策更深入全面地赋能泥城的生态。”
此外，产业导入使得大批高品质人才、企业职工涌入泥城，让他们安居乐业，也是构筑良好产业生态氛围的重要环节。
“新泥城人”学历、薪资水平相比来说较高，泥城不断引进匹配需求的商业配套，升级消费场景，形成了南有万达广场、北有鸿音和宝龙广场的商业布局，辐射力强，周边几个镇的居民都把泥城当作消费休闲首选地。今年上半年，泥城第三产业营业收入超百亿元。
泥城还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积极做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朱敏和记者说，泥城公租房多，周边几个镇许多企业职工也都住了过来。在现行财税分配机制下，泥城镇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压力之下，泥城尝试以“微创新”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在全市范围内首创性地成立3个公租房居委会筹备组。有了居委会，公租房区域内1.5万居民就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人’是发展的根本。我们大家都希望为‘新泥城人’营造归属感，让他们逐渐融入本地。”朱敏说，“真正扎根泥城后，他们能为泥城加强完善产业生态、实现持续发展释放更多动能。”
